按语：可能是出于个人偏好，古代的散文家里，我最喜欢北宋的欧阳修、明代的归有光和明清易代时的张岱；现代散文家，则最喜欢鲁迅和朱自清；当代的呢，独喜汪曾祺——为叙述简洁，都未加“先生”。

我的书架上，收有朱自清、汪曾祺的全集。不过汪老的“全集”似乎并不全，曾在别处看过他的一篇《詹大胖子》，我这套“全集”里就没有。——每当键盘打累了，坐在沙发上，呷一口绿茶（从前还可点上一支烟，然此习戒之久矣），翻开汪集读上一两篇，内心放松，遍体舒泰，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

读书获益，自不用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谈汪文的结尾艺术，可惜辞不达意，传之难远。在阅读过程中，我也发现汪老文章中偶有微疵，例如有一篇特别有名的散文《国子监》，据说胡乔木还曾推荐给他人读，内中有一处数字错误，影响了文章的结论；我以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还是应该指出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指出来丝毫无损汪老的光辉。我在前面一篇博文中说过，人的“脑汁”或许是有一定量的，“形象思维”这碗里盛多了，“逻辑思维”那碗就给得少。——汪老的情况，应该是又一例证。

又想起一则关于读书的轶闻：某位已有名气的学者投至一位大师门下，大师为他开出书单。下一回见面，大师问他读书心得，此学者大谈自己在书中发现的问题。大师变色曰：“混帐！哪有你这么读书的？不学人家长处，先看人家缺点，一辈子也难进步！”——大师的话，确是真理。只是我已到“老大徒悲”的境地，再难进步，就顶着大师的骂，说两句吧。“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虽说写了这篇东西，扪心自问，丝毫不影响我对汪老的崇拜，也就不管别人说什么了。

    汪老在六十年代写过一篇《国子监》，记录了清末国子监的情景，那是汪老翻阅文献资料并采访一位老人后写下的。那老人姓董，家中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他自己就曾“伺候”过几位国子监祭酒：翁同龢、陆润庠、王垿等，还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幡呢。

这里我插播一点科举知识。——国子监相当于国办官学，在此读书的学生俗称“监生”，也就是“国子监生员”的简称。“生员”即秀才，不过监生是有资格到国子监读书的特殊秀才。其中有些是乡试落榜的秀才，也有皇帝特许或凭借父祖官职成为监生的（分别称“恩监”“荫监”）。另有一种是用钱买的，此这种形式称“捐监”或“纳监”，即因捐纳钱款而成为监生，由此途径入监的称“例监”。——哪怕你认不得几个字，只要有钱，即可获得监生资格。只是这顶帽子，戴着可以唬唬人，不大被人看得起。

    仍回到《国子监》一文。汪老采访老董时，老董也讲述了纳监的情形：“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个字上下。”

汪老在文章中说：“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细读《国子监》一文，笔者发现其中有些理解及计算存在讹误。如领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十四万两应是八万二三千张的总值，而非“比乌鸦还要多”的“八十二三万张”（计算上差了十倍）。——即便是八万二三千张，这个数目也仍然过大。如据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载，在特殊时期，一个大县摊派十六个纳监名额尚难完成；时至清末，又从哪儿找这么多“冤大头”去？

    此外，散文中还有一处明显失误，如说“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实际上，这一百零五两是年俸，而非月俸。祭酒为文官正四品，年俸恰好是一百零五两。靠这点工薪，一般官吏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准，因此才有“监照”提成等种种外快，为其提供灰色收入。

另外，文中有些地方交代不清，如监照银积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的作法，就很奇怪。为啥是二百八十两？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二百八十两是不能被一两七钱整除的。

我怀疑，这二百八十两银或即一个监生的纳监费用。从小说可知，《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源，援例纳监的费用是三百两，狄希陈是四百两。而《儒林外史》中的周进，纳监费用是二百两。清末若定为二百八十两，应不算离谱。而所谓一个“字”，或应指“监照”的编号（如按《千字文》排号），也未可知。老董所说的一年“五百字上下”，正是一年所发监照之数，并非八万多，更非八十二三万——一年五百张（也就是一年全国增加五百个监生），已经不少了。

而所收的十四万两银子，恐怕只有一部分，供国子监官吏皂役“分肥”——国子监的人员编制有限，一个“字”二百八十两，拿出八十两分给众人，也就够了。其中祭酒拿十两，老董这样差役拿五、六钱，也足以支撑几十上百人的开销。每个字余下的二百两上缴国库，也正合周进纳监之数。

若按散文作者计算，国子监一年推销八万多张监照（且不说八十万张），以一人交银二百两（即老董所谓“护照”钱）计算，国家这一项年收入就是白银一千六七百万两！——清代国家总收入，常年在四千万两左右；国子监这样一个清水衙门，单靠纳监的收入，便占了全国年收入的40%，从而成为国家的“创收”大户，那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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